职业应激(Occupational Stress),也称工作紧张,是由于工作或工作相关因素所引发的负性情绪体验,伴有可预测性的生理、生化及认知行为的改变。尤其指员工在工作中工作岗位的要求与个人的能力、资源不匹配,或个人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将发生有害的生理、心理反应,若这种状态持续存在,将导致躯体、精神健康损害。简言之,这是人们面对过度压力或其他工作要求的不良反应。职业应激对职员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影响员工的心理、生理健康,又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进而影响其工作表现以及单位的劳动效率,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临床医师作为特殊的职业人群,他们每天面对疾病、痛苦、紧急事件甚至死亡,工作时间长且不固定,工作环境欠佳,人际关系复杂,这些都将导致临床医师长期处于严重的职业应激状态。另外,医生的工作对象是患者,其工作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全体人群的身心健康。因此,临床医生的职业应激状态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医生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眼科疾病是一类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疾病,患者对眼部疾病的治疗效果期望很高,加之眼部疾病种类繁多,眼科手术复杂、精细,眼科医师培养周期长,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眼科医师的职业应激水平升高。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居民人均期望寿命居全国首位,人们对医疗水平要求很高,不仅如此,诸多政策法规也在上海率先试点。上述因素可能导致上海地区临床医师的职业应激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然而针对上海及国内其他经济较发达地区医生群体职业应激状态的调查很少,针对眼科医师的相关研究更加匮乏。本研究旨在评估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状态,分析职业应激状态与医生抑郁倾向、焦虑状态的关联及其强度大小。 第一部分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及其相关因素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状态；分析不同社会人口学信息、临床工作条件因素对医生职业应激的影响及相关性分析；研究临床医生职业应激来源及其关联程度。 方法横断面研究。以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作为研究对象。2012年7月至9月间对上海地区16个区县74所医院812名眼科医师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医院涵盖：三级眼科专科医院,三级、二级综合性医院,民营医院。调查内容包括：(1)社会人口学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生育状态、学历等；(2)临床工作基本情况：从医年限、医院级别、职称、平均工作时间、平均科研工作时间等；(3)临床医师职业应激源调查：自行编制调查问卷,从个人因素导致工作不适应、工作角色冲突、工作角色不明确、恐惧感、工作条件、人际关系、社会疏远感等角度对临床医生职业应激源进行评估;(4)职业应激状态评估：利用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中文版工作付出-回报失衡问卷联合评估眼科临床医生职业应激状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描述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状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评估职业应激状态在不同性别、年龄、学历、从医年限、职称、工作时长、科研工作时长间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归因分析法评估各因素与职业应激来源的关联及其关联强度。 结果回收有效问卷739份纳入统计分析(男性232人,女性507人),有效应答率91.0%。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生工作付出-回报比值(Effort Reward Ratio,ERR)为0.66±0.42,15.3%的眼科医生处于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的高职业应激状态(ERR>1)。低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职业应激状态(ERR：0.70±0.41)显著高于高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19.3%的低年资医生工作付出回报失衡。平均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OR:1.94,95%CI:1.12-3.38),平均每周从事科研工作>10小时(OR:2.43,95%CI:1.45-4.09)是临床医生工作付出回报失衡职业应激状态的危险因子。上海地区眼科医生工作要求-工作自主性比值(Demand Control Ratio, D/C)为1.30±±0.44,72.5%的眼科医生处于工作要求大于工作自主性的高职业应激状态(D/C>1)。低年资医生D/C比值显著高于高年资医生(1.46±0.48vs.1.22±0.40),83.5%的低年资医生处于高职业应激状态(D/C>1)。“目前从事的工作与预期不符”(OR:9.15),“工作时间不固定”(OR：14.34),“与患者或家属关系紧张”(OR：7.21),“媒体的不良舆论报道”(OR:4.97)是低年资医生高职业应激状态主要的职业应激源。 结论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生处于高职业应激状态,低年资医生职业应激状态更高,需要引起广泛关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医生,特别是低年资医生的职业应激状态。 第二部分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与抑郁倾向相关性研究 目的研究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状态与抑郁倾向的关联,分析各工作相关因素、职业应激评估因子对医生抑郁倾向的影响。 方法横断面研究。以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作为研究对象。2012年7月至9月间对上海地区眼科医生812名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信息及临床工作信息。联合采用中文版工作付出回报失衡问卷、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评估眼科临床医生职业应激状态。采用中文版流行病学研究用抑郁量表评估眼科医生的抑郁倾向。结果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眼科医生抑郁倾向状态进行描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各职业应激评估因子不同等级间抑郁倾向评分差异。分别建立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各职业应激因子与抑郁倾向阳性率间的关联及其强度。 结果739份有效问卷纳入统计分析,有效应答率91.0%。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生抑郁评分为13.12±10.01,38.7%的眼科医生处于抑郁倾向阳性状态。高职业应激状态与医生抑郁倾向阳性率间存在显著关联,ERR>1高职业应激状态组OR值为4.21(2.72,6.52),D/C>1高职业应激状态组0R值为2.40(1.64,3.52)。低工作回报(OR：2.4)、高内在投入(OR:3.72)、低工作自主性(OR：1.66)是眼科医生抑郁倾向阳性率的危险因素。低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抑郁评分显著高于高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其中51.2%的低年资医生处于抑郁倾向阳性状态。医患关系作为独立因素显著影响医生的抑郁倾向状态,OR值：2.13-3.59,低年资医生抑郁倾向与医患关系高度紧张关联程度更高。 结论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生抑郁倾向水平高,且与职业应激状态存在显著关联。医患关系紧张程度影响医生的抑郁倾向状态。低年资医生抑郁倾向更为严重程度,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部分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与焦虑状态相关性研究 目的研究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职业应激状态与焦虑状态的关联,分析各工作相关因素、职业应激评估因子对医生焦虑状态的影响。 方法横断面研究。以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作为研究对象。2012年7月-9月间对上海地区812名眼科医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信息及临床工作信息。联合采用中文版工作付出回报失衡问卷、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评估眼科临床医生职业应激状态。采用中文版焦虑自评量表评估眼科医生的焦虑状态。结果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眼科医生焦虑状态进行描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各职业应激评估因子不同等级间焦虑状态评分差异。分别建立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评估各职业应激因子与焦虑状态阳性率间的关联及其强度。 结果739份有效问卷纳入统计分析,有效应答率91.0%。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生焦虑标准评分为44.11±9.51,25.0%的眼科医生处于焦虑状态阳性。高职业应激状态与医生焦虑状态阳性率间存在显著关联,ERR>1高职业应激状态组OR值为3.96(95%CI：2.59-6.05),D/C>1高职业应激状态组0R值为2.34(95%CI：1.51-3.63)。内在投入与眼科临床医生焦虑状态关联最为显著,中度内在投入(OR：2.44)、高度内在投入(OR：3.94)是眼科医生焦虑状态阳性的危险因素。低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焦虑标准评分显著高于高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低年资医生：45.23±10.01；高年资医生：43.59±9.23,P<0.05),其中31.4%的低年资医生处于焦虑状态阳性。医患关系作为独立因素显著影响医生的焦虑状态,医患关系高度紧张0R值：2.54-2.66。 结论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生焦虑状态水平高,且与职业应激状态存在显著关联。医患关系紧张程度影响医生的焦虑状态。低年资医生焦虑状态更为严重程度,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结论 1.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处于高职业应激状态。与高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相比,低年资医生(从医年限≤5年)的职业应激状态更高。 2.长工作时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长科研工作时间(平均每周从事科研工作时间>10小时)增加眼科临床医生高职业应激的风险。 3.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处于高抑郁倾向状态,与其高职业应激状态存在显著关联。低年资医生抑郁倾向更为严重。 4.低工作回报、高内在投入、低工作自主性是眼科医生抑郁倾向的危险因素。 5.医患关系紧张增加医生抑郁倾向、焦虑状态风险。 6.上海地区眼科临床医师处于高焦虑状态,与其高职业应激状态存在显著关联。低年资医生焦虑状态更为严重。 7.内在投入与医生焦虑状态关联最为紧密。随着内在投入增加,医生焦虑状态风险增大。 8.医生的高职业应激状态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医生的职业应激状态,以提高医生群体的生活质量,改善抑郁倾向、焦虑状态等精神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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